本期要点：技术封建主义，如何形成，又带来什么影响？

你好，我是王煜全，这里是王煜全要闻评论。

我们常说，科技要向善，也就是为用户创造价值。但现实往往是，掌握技术的巨头总是走向用户价值的反面。

你知道吗？你以为是在平台上享受服务，但其实你是在交租。

如果把互联网想成一片土地，用户和中小商家以为自己是在自由耕作。

但当一个个平台把互联网切割得七零八落，我们每个人都被限制在一个个平台里行动，原有的互联网通早就成了理想，这就叫技术封建主义。

当某个平台变成事实上的垄断性入口，规则将不再协商、算法将成为黑箱、收费也不再透明，所有参与者便逐渐丧失了平等地位，成为了平台上的长工。你可以在这买卖，但必须先向平台支付租金；你虽然可以增长，但红利要让平台先吃。

当然，这也引起了监管的注意。

1月14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宣布，依据《反垄断法》，对携程集团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信息源：新华网）。

携程随后回应，将积极配合调查，平台和业务仍然正常运行。但其股价在消息公布后连续暴跌超20%。

我们认为，这个事件无疑又一次提醒大家，必须要打击技术的作恶，避免技术封建主义成为创新的新障碍。

马太效应

首先，我们想指出的是，科技巨头正在逆生长，竞争壁垒反而越来越高。

在传统的工业时代，大型企业往往会因机构臃肿、创新迟缓而被更灵活的新生力量超越。因为市场是开放的，霸权难以维持。

可是，在数字时代，这个规律失效了。

以携程为例，经过多年的积累，他们手中掌握了酒店供应链数据、用户出行数据和支付习惯数据。数据成为了核心资产，数据越多，算法就越强，控制力也就越强，并反过来帮助他们获得更多供应商、用户和数据。

这种马太效应，使巨头不仅没有因规模而迟钝，反而筑起更高的壁垒，我们称之为数据霸权，这导致了平台价值的崩溃。

早期如携程这样的平台，把线下的酒店搬到线上，有效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创造了真实价值，因此从中收取一定量的佣金也是合理的。

但现在，互联网革命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线上化已成为基础标配，携程也并没有什么技术创新，但他们成功构筑了数据霸权带来的针对商家和用户的新的信息不对称，在平台上，他们可以规定用户看得到什么，看不到什么，也可以规定哪些商家可以被看见，哪些不能被看见。这样，他们就可以凭借垄断地位持续获取超额利润。

例如2025年11月，云南省旅游民宿行业协会公开指出，携程要求民宿签署排外的协议，否则将被搜索降权、流量屏蔽。部分民宿因拒绝签署，订单量骤降70%以上。

可是就算签了协议也没什么好处。有云南民宿老板称，平台抽成比例高达40%，他们每单收入若是300元，毛利润仅有20~30元。

受损的不仅是商家，不少用户还投诉过携程的价格歧视和算法杀熟的问题，具体报道已经很多，我们不在此赘述。

也就是说，当平台在某领域形成垄断——例如携程在中国在线旅游市场占有率已达56%，那么盈利逻辑便从提供更好服务转向收取过路费。

换言之，商户和用户就是平台“数字领地”上的长工，要想在这个土地上做买卖，就要交租金。

技术作恶

但我们更想强调的是，算法成为了作恶的工具，这不只是携程，而是广泛存在的。

看上去，算法就是一堆代码，开云它没有好坏，但关键看谁在用、在怎么用。

算法本质上是一套决定谁先被看见、谁先被成交、谁承担成本和风险的规则体系。

当这套规则致力于优化体验，让用户更省事更省钱，让好的商家获得更多曝光、坏的商家被慢慢淘汰，那就是向善的体系。

但这种情况大概率只出现在平台的创业期或充分竞争阶段，比如曾经的百团大战时期。

当某家平台从尸山血海中杀出，拥有了市场支配地位，他们的算法就是维持自身权力的武器。

此时，算法的优化目标就变成了，向支付更高推广费的商家倾斜，从而让平台能赚到更多钱；向价格低的商家倾斜，从而让平台能吸引到更多用户；以及对那些价格不敏感的用户偷偷定个高价，以多收佣金，等等。

特别是，谁敢跟其他平台勾勾搭搭，那就果断封杀。

因为平台手握规则的制定权、解释权与执行权。当商家因所谓违规而被处理，执行人是平台，申诉对象是平台，裁决者也是平台，整个过程也没有公开透明的审理程序。你把它看做某种私刑也并不为过。

但别忘了，被随意处置的商家和用户，曾经也是平台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权力却聚集到了平台手中，这无异于过河拆桥。

影响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既然在别人的地盘玩，那就按照别人的规则呗，不愿接受大可离开，搞那么多道德批判干嘛。

那么跳出道德范畴，我们要提醒的是，技术封建主义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扼杀从0到1的创新，压制行业的活力，带来内卷等问题，甚至危害经济的整体发展。

要知道，封建主可不会考虑整个行业的未来怎么样，它们只考虑如何获得更高的收入，顶多会避免压榨得太狠，把长工们搞得有苦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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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导致，封建主更偏好维持秩序，而不是创新，特别是颠覆式的创新。创新就会带来不确定性，会伤到它们的既得利益。

如果一家初创公司开发了更高好的算法，既有的垄断性平台也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将其扼杀，包括避免让新公司获得训练模型所需的数据，或通过排他协议以及降流量等隐形手段来避免新公司获得供应商，以及通过市场推广和压低价格的方式，防止新公司获得客户。

如此一来，这个初创公司要么慢慢死掉，要么就被巨头收购并消化。

可是，长此以往，也就没有人愿意投入资源进行高风险、高回报的真正创新，整个行业的发展也将陷入停滞，没有了创新和竞争，用户的利益自然也难以保障。

所以，监管的介入具有关键的现实意义，可以通过外力干预，停止“二选一”等排他行为，降低商家更换平台的成本，推动数据和用户的互联互通等等，从而修复市场的竞争功能，让创新者有机会挑战垄断者，让创新能获得应有的回报，也迫使领先者不敢懈怠。

比如过去，当阿里巴巴因“二选一”被处罚后，电商生态并没有萎缩，而是迎来了拼多多、抖音等新模式的蓬勃生长。

此次携程被查，也正是监管体系对技术封建主义的又一次出击。

但我们想提醒的是，旧的问题远不止携程，而随着AI的迅速扩散，新的挑战又出现了，而且同样广泛。

例如，通义千问正在成为新入口，并逐渐联通阿里巴巴旗下的所有应用；以及苹果Siri逐渐变成操作系统级的AI助手，新的垄断机制和新一代的技术封建主正在形成。它们将带来何种影响，又应如何应对？我们将在下一篇要闻评论文章中进行深入剖析，敬请关注！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王煜全要闻评论，我们明天见。